福中福的起步
1992年初，倪福林抵达深圳，目光投向了宝安区西乡，那里成为他房地产事业的起点。他在那里成立了深圳市福中福公司，并购入了两块商住用地。这些地块的位置相对偏远，周边几乎没有成熟的商业和生活设施，仅有的连接外界的是一条未经铺设的简陋小土路，路况在雨季尤为糟糕，经常泥泞不堪，基础设施的缺乏让这里看起来并不像是一个理想的投资地点。
尽管如此，倪福林看中了这里的发展潜力和低廉的土地成本，他开始着手规划未来的发展。他与设计师和建筑师进行了多轮的会议，详细讨论了土地的利用规划和建筑设计。
接下来，倪福林着手处理土地开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。由于地块原本是一片荒芜的空地，所需的土地平整和基础设施建设任务艰巨。他聘请了当地的建筑队伍，开始进行土地的平整工作，同时协调地方政府部门，改善通往地块的道路条件。
建设期间，倪福林经常亲临现场，与工程师和工人们交流，检查建设进度和质量。在建设的早期阶段，他面临着资金流转缓慢的问题，因为初期市场的反响并不热烈，这部分是由于位置偏僻和基础设施不足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他与几家银行和金融机构进行了接触，试图通过贷款来缓解资金压力。
一万元入住计划
1996年，福中福商业城的第一期项目竣工，但市场反应却并不乐观。项目地处偏僻，周边几乎没有任何成熟的生活配套设施，吸引力有限。初期推广阶段，无论是广告宣传还是样板房展示，效果都不尽如人意。来看房的客户寥寥无几，就算有兴趣的客户，也因为位置问题而犹豫不决，成交量极低。第一个月仅售出三套房，销售团队显得无奈，几乎停滞的销售情况让整个项目陷入了困境。
为了扭转局面，倪福林决定改变策略。他仔细分析了目标人群，意识到高昂的首付款是阻挡许多外来务工人员购房的主要障碍。为了打破这种僵局，他推出了一个非常激进的营销方案，即“一万元可入住”。这一销售策略极大地降低了购房门槛，不再要求高额的首付，只需支付一万元即可搬入新房。
销售方案推出后引发了巨大的市场反响。消息很快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扩散开来。许多在周边工厂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得知这一消息后纷纷前来咨询。对于这些长期居无定所的人来说，这个政策让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成为了可能。购房者络绎不绝地前往销售中心了解政策，许多人甚至带着家人一起参观样板房。
随着购房需求的增加，福中福商业城的售楼中心变得异常繁忙。销售团队开始每天加班接待客户，进行详细的购房说明和合同签署工作。大量的购房者通过这个政策实现了购房梦，福中福商业城的房源销售迅速回暖。原本冷清的商业城施工现场也变得热闹起来，新入住的家庭逐渐为这个区域注入了活力。
短短一年时间里，这个原本销售低迷的项目完成了675套房的销售。这一成绩使福中福商业城一跃成为当地市场的焦点，并且让福中福公司在深圳的房地产市场中迅速站稳了脚跟。这个曾经冷清的地块，逐渐展现出一个繁荣社区的雏形。
幸福海岸项目
2002年4月，福中福在竞争中拿下了翻身村N15地块的单独开发权，这是倪福林及其公司的一次重大突破。经过一系列的谈判和交易，他们很快取得了这块土地的100%开发权，开始规划并启动“幸福海岸”项目。这个项目涵盖了11栋商住楼的开发，目标是打造一个集居住、商业为一体的综合社区，为深圳宝安区注入新的活力。
项目初期进展较为顺利，规划设计和建设工作按部就班地推进。然而，在土地开发过程中，与当地的松茂公司和村民小组之间的纠纷逐渐浮现。翻身村的土地权属问题异常复杂，历史遗留的问题让相关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变得模糊不清。松茂公司声称对部分土地拥有转让权，而村民小组也对地块的开发收益分配提出异议。
随着纠纷的升级，各方的利益冲突变得更加突出。松茂公司与翻身村村委会之间的土地交易被重新审视，最终导致村委会要求退还土地款，而松茂公司则被要求返还“已转让”的土地。然而，由于福中福公司已经取得了这片土地的使用权，松茂公司无法履行退还土地的义务，矛盾陷入僵局。这些复杂的土地纠纷使得“幸福海岸”项目在推进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。
由于纠纷持续未解，“幸福海岸”项目很快被相关部门下达了销售禁令。这个决定对福中福公司产生了严重的影响。项目原本预计通过预售方式回笼资金，用以支持后续建设和其他开发项目，但销售禁令使得资金流动瞬间中断。随着资金链断裂，项目停滞不前，福中福公司原本的财务安排被完全打乱。
涉嫌贿赂与逃亡
随着翻身村土地争议的持续，项目的推进陷入僵局，为了尽快解决问题，倪福林选择通过非常规手段寻求突破。他涉嫌向当时负责土地审批和监管的相关官员，以及翻身村的村干部行贿，希望能够借助他们的支持推动项目的正常开发。
这种行为最终埋下了更大的隐患。几年后，随着翻身村村民的不满情绪积累，这些交易和利益分配的细节逐渐浮出水面。2013年，一些村民将相关情况向纪检部门举报，指控倪福林在土地开发过程中存在行贿行为。这些举报很快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，调查随即展开，直接指向福中福公司在翻身村开发中的种种问题。
倪福林听到风声后，意识到局势不利，迅速离开深圳，返回了湖南老家。在那里，他利用多年积累的关系网络开始隐匿行踪。为了避免暴露，他选择暂时放下在深圳的事业，停止公开露面。与此同时，深圳警方也对他的情况展开了调查，并组织多次搜捕行动，试图将他带回深圳接受调查。
尽管警方的行动迅速，但每次都扑空。倪福林似乎早有准备，他的行踪非常隐秘。刚回到湖南时，他曾经短暂地居住在福林庄园内，但由于警方的追查压力，他很快离开庄园，转而躲藏在乡村民房中。在这些地方，他以低调的方式与当地人接触，依靠多年经营的声望和经济实力，获得了部分村民的庇护和支持。
为了避免被找到，倪福林的藏匿方式也十分多样。他不仅躲在村民提供的房屋中，还会利用当地的水域条件，将船停在湖中作为临时藏身之所。有一段时间，他甚至转移到临县的芦苇荡中生活，借助复杂的地形和周围环境掩盖自己的行踪。
倪福林在当地的隐匿之所以能够维持，与他长期以来对村民的“恩惠”有直接关系。过去，他在湖南老家投资建设了多个项目，尤其是皇家湖生态旅游度假区。他还经常通过直接捐助或者雇佣的方式，帮助一些经济困难的村民。
家族纷争与法律诉讼
逃回湖南的倪福林，将自己隐藏在皇家湖生态旅游度假区的“福林庄园”中。这片由他投资近10亿元打造的度假区，占地广阔，亭台楼阁错落有致，湖泊与花园相映成趣。据公开资料显示，这里以明清皇家园林为设计风格，建筑布局模仿故宫规制，尽显奢华气派。
尽管身处避风港，倪福林并未完全脱离争议的中心。他的私人生活同样充满矛盾与风波。据称，他与10名非婚女性育有11个子女，这些孩子中最年长的已经成年，最小的则出生于2000年。而这些女性中，分娩时年龄最小的竟只有19岁。令人震惊的是，他为这些女性设立了“奖励制度”——只要能生下儿子，就能获得200万元的现金奖励，甚至还有土地作为额外补偿。这一金钱和地位的吸引，让许多女性甘愿成为他的情妇，并为他生儿育女。
这种混乱的家庭结构在表面看似维持着，但内部分裂已然存在。2018年底，倪福林的大儿子——与刘雪时所生——在与父亲关于分家问题的争执中，向益阳市卫计委举报了倪福林育有多名非婚子女的事实。举报内容一经查实，倪福林被要求缴纳120万元的社会抚养金。
与此同时，倪福林的前妻刘雪时与他之间的矛盾再度浮现。2019年7月，刘雪时要求倪福林归还2001年转移到他名下的部分公司股权，这笔争议的股权成为两人冲突的焦点。双方经过多次沟通无果，刘雪时最终选择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。同年9月底，她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确认股权转移无效，并将其归还至自己名下。
这场股权争夺案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。2020年6月10日，案件正式开庭审理，倪福林和刘雪时在法庭上各执一词，双方都提供了多项证据试图证明自己的主张。审判持续多日，经过激烈的辩论，6月19日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，驳回了刘雪时的全部诉讼请求。判决结果让倪福林暂时守住了股权，但家族内部的关系却因这场诉讼彻底撕裂。
参考资料：究竟谁在庇护“在逃首富”？